“吾本来此土,传法救迷情。
一花开五叶,结果自然成。”
昔日达摩西来,吟此偈,实则是预言禅宗在东土大唐的盛况。慧可、僧璨、道信、弘忍到六祖慧能,正好五代。
六祖慧能禅师有两位著名的嗣法弟子,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禅师。二人门下,发展出临济、曹洞、沩仰、云门、法眼五宗——五彩绽放,其影响力遍布全世界,至今已经是千多年,法脉昌隆!
公元791年,青原行思的弟子石头希迁门下振朗禅师在长沙伏龙山建兴国寺。清代寺名“寄云寺”,因门前溪流环绕古桐,得名为桐溪寺,距今一千二百多年,堪称唐代名刹。(见《长沙府志·寺观卷》)
2005年至今,容禅法师于废墟中重建桐溪寺,“筚路蓝缕;以启山林。”他复兴名蓝古刹,倡导农禅道风;弘扬佛法,利济群生,深受佛教徒及社会人士的尊仰与钦敬。
桐溪讲堂·系列佛学讲座由容禅法师和护法居士们共同组织,以弘扬正法为使命。由桐溪寺方丈容禅法师和主讲《佛学与生活》的高校退休教师龙渊居士(师从陈兵教授——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四川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),以及主讲《维摩诘经》的大般若宗传人润坤居士(知名英语教育家、青年学者、觉者润坤英译佛经社创始人)担任常任讲师。
1854年4月(咸丰四年三月) ,靖港(今望城湘江口岸), 曾国藩统领的湘军水师(初建期)与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(西征军先锋) 展开了激烈战争。
两军的战前部署:
- 曾国藩为阻击太平军西进,亲率新练水师驻防靖港,并在江面设木桩、铁链阻敌。
- 石达开采取火攻战术,命小舟载油脂柴草顺流而下,乘风焚毁湘军战船。
作战结果:
湘军水师缺乏实战经验,战船被焚后陷入混乱,陆营亦溃败。曾国藩见败局已定,于旗舰上“两次投江自尽”(据《清史稿·曾国藩传》:"公愤极,投水者再")。
幕僚章寿麟(字价人)跃入江中将其救起,藏身于江边渔舟(见章寿麟《铜官感旧图自记》)。
残兵退守长沙时,曾国藩仍欲自裁,被部下劝阻("将士力持乃止")。
曾国藩在桐溪寺悟道始末
湘军好汉“打脱牙和血吞”溯源
据《曾国藩年谱》载,1854年4月靖港惨败后,曾国藩率残部退守长沙南郊桐溪寺(湘江新区),在此休整半月。存曾国藩手植银杏(树龄169年),2019年考古发现湘军火炮残骸。寺院作为清修之地,常有高人清修。而当时的桐溪寺(郭嵩焘日记中称之为“兴国寺”)还有着可以容纳百人住宿的规模,所以,失意的曾国藩和水师残勇集结在寺里,暂时修整也极有可能。他和高僧畅聊,于佛家“菩萨心肠、霹雳手段”的“勇猛精进”之精神大有所悟,就显得合情合理了——这是“好汉打脱牙,和血吞”精神的理论依据。
然而,曾国藩形成“好汉打脱牙和血吞”的实践,并非一蹴而就,必然是历经多次重大屈辱与挫败后逐步深化的过程。其关键节点可梳理如下:
时间 | 事件 | 对“打脱牙”的领悟 |
1850-1851 | 京师权贵唾骂 | 初识官场倾轧,隐忍萌芽 |
1853-1854 | 长沙练兵之辱 | 险死经历后确立“忍辱负重”必要性 |
1854-1855 | 岳州、靖港、湖口三败 | 兵败自杀未遂,实践绝境坚韧 |
1855-1856 | 江西官场孤立 | 以“屈心抑志”自勉,深化忍耐哲学 |
1866年 | 致信曾国荃引李申甫之言 | 证实提炼为人生信条,并传授至亲 |
1866年致曾国荃信中提到:
“困心横虑,正是磨炼英雄…打脱牙之时多矣,无一次不和血吞之。”
信中明确将此精神追溯至靖港之败(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一》页529) ,参考资料:唐浩明《曾国藩》1992:方丈智明禅师点化情节;桐溪寺碑刻(2008年) “曾文正公兵厄靖港,于此悟道”。
湘军“打脱牙和血吞”精神转折点
此次惨败成为曾国藩军事生涯的至暗时刻,促其反思"书生治军"之弊,后调整策略(如重用彭玉麟重整水师),终在湘潭战役复仇。其"打脱牙和血吞"的韧性格言即源于此役。
湘潭大捷的复仇(1854年5月)
曾国藩采纳幕僚建议,放弃靖港残军,命塔齐布、彭玉麟全力反攻湘潭。水陆并进十日血战,歼太平军万余人(据《湘军志·湖南防守篇》),此胜奠定湘军崛起根基。
曾国藩在《奏报湘潭胜仗折》中自省:“靖港之失,在轻进;湘潭之胜,在死守。”
湘军“打脱牙和血吞”精神内核
曾国藩的蜕变源于湖湘文化中“经世致用”精神的内在驱动 (反复叮嘱九弟曾国荃刊刻王夫之《船山遗书》
以“忍”践行《孟子》“动心忍性,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借“血吞”意象升华《史记》“隐忍就功名”的士大夫传统。
晚年自评:“平生长进,全在受挫受辱之时。”(《曾国藩日记》同治五年十月)
圆梦:在桐溪寺“清修”
曾国藩最早并未葬在桐溪寺后方,而是目前猴子石大桥旁边的南郊公园里,当时称作为金盆岭。
依据《曾纪泽日记》《郭嵩焘日记》等文献,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二月(1872年3月)逝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。四月二十四日,曾纪泽兄弟遵照父亲“归湘为便”之遗嘱,从水路扶柩归湘,到五月十七日才抵达长沙水陆洲。临时安柩于长沙城内曾子庙,正值酷暑,又距逝世两月有余,曾国荃做主在长沙南门外的金盆岭暂时浅葬,一面又分几波人另觅得佳壤,再行定葬——从这可以看出,网传所谓曾国藩生前和桐溪寺方丈宝月和尚(有无此僧也不得而知)打赌,谁先过世,谁就先安葬在寺院后山纯属笑谈也。
六月十四日,灵柩出殡,浅葬金盆岭。此处位于湘江旁,与岳麓山隔江而望。曾纪泽说:“此地山环水抱,藏风聚气。”认为父亲在此可以“永安先灵”,但九叔曾国荃并不认同。
同治十三年(1874)正月,曾纪泽招集夫役在湘乡紫竹林辟山开道,以便迎柩改葬。郭嵩焘(1818-1891,曾国藩好友,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想家、外交家和改革先驱,1876年就任首任中国驻英公使)对紫竹林考察后,对其“风水”大为不快:“紫竹林山高约百余丈,龙势方前趋(脉自昌山来),此其开嶂左角也,其不宜立穴与紫木冲(刘蓉的祖茔之山——引者)同,而险峻过之。因登山顶周览,于其龙势行度,一望了然,益觉沅甫宫保(指曾国荃)于此求地之为无谓也。”
尽管郭也不赞成曾纪泽,但后者在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行二十余里,辰正至紫竹林,与曾宗九等一谈。穴间掘罗围皆嫩石,余亲督一役掘穴心,视之亦嫩石,此地不可用矣!至优钵寺久坐,具饭小食。行二十余里至歇马。”曾纪泽长叹:“此地不可用矣!”只好经湘潭歇马,赶回长沙。
郭嵩焘最先替曾国藩相中桐溪寺后山墓地,他在日记里坦言:他“就宿曾氏墓庐,在兴国寺左侧山下,其前即御碑亭也。兴国寺以桐溪为名,入皆谓之桐溪寺。榜曰伏龙山,盖又以山为名也。往为文正公相地,疑左侧山过一田峡,非砂体。汤萼楼谓桐溪港水口紧密,其结作实由此山穿田,至塅中回身逆结。以天晚,未及往视,惟视其过峡处,见山势横开一嶂,益信其非砂体也。”
同治十三年(1874)十一月初三,曾文正公与欧阳太夫人同时出殡。“城中文武各官,自中丞以下,咸来祭奠。”曾纪泽在次日日记中记载了迁葬的全过程:“迁文正公、欧阳太夫人灵柩升舆登山。辰正二刻离船,巳正二刻到山,安柩坎傍,诸客行礼,酬答良久。文正公祠住持僧一心、伏龙山寺方丈僧各率其僚侣设祭,口中念诵经咒,良久乃毕。饭后偕沈青泉用指南针测准坎中方向。以墨线识之,约一时乃妥。与伯固及诸友议论方向上下之位良久……”
关于曾国藩墓的风水,左傍湘水,右拥靳江,背枕伏龙山,前有山如书案,右水倒左入湘江。左环右抱,群山耸翠,混然一体,寺前有塘,天然图画……这一套说法,早已被附近的村民所熟悉。
1996年,曾国藩墓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。2013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“惟楚有材,于斯为盛。”“中兴将相,什九湖湘”之盛誉。而这副对联,堪称给这位“半圣人”最精准的概括:
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,
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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